第 16 部分（1/1）

去的。你去不去？”周炳拍着胸膛说：“问我去不去？你不问老虎吃羊不吃羊！”当下他就和孟才、李恩一道过了江，朝第一公园走去。时间还早，他们又到“莲花井”一个失业的海员程仁家里去坐了一会儿，顺便邀他一道出来开会。约莫下午两点钟，来参加大会的人都到齐了。公园前面，公园里面，公园旁边的吉祥路和连新路，都站满了人。大会开始，主席站在一张条凳上报告了和反动当局交涉的经过，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站在条凳上演说，以后又分成许多小堆堆讨论，最后又集合在一起，高声呼喊着：

“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工人！”

“誓死不退出罢工工人宿舍！”

周炳和每一个人一样，觉着十分兴奋和激动。自从去年十月省港罢工结束以来，他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像人的日子，更不要说看到这样伟大雄壮的场面了。他在讨论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他直着脖子喊口号，才喊了两句，嗓子就哑了。他和每一个认识的人搂抱着，打闹着，互相问候道：“哦，你还活着！”“哦，有惊险么？”——他要尽情抒发地过一天痛快日子。但是大会还没有开完，那些保安队、警察、侦缉、密探、消防队、工贼、流氓、地痞就从离会场很近的维新路公安局出动了。果然不出所料，大会又变成了一场流血的武装冲突。这武装冲突的结果，又有几十个罢工工人被抓走了，有十倍、二十倍的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周炳英勇地站在前卫线上，打得很不错，他自己的额角上也受了点擦伤。省港罢工工人自然不能从此罢休。第二天，他们又集合在大东门的几座宿舍和饭堂前面，放起一把火，把那些贴了封条的宿舍和饭堂噼哩啪啦地焚烧起来，表示对反动政府的无限愤怒。有许多人高声叫喊道：

“咱们都无家可归了？咱们跟他拚了吧！”

“烧吧！烧吧！把整个广州都烧了吧！”

“要活就一道活！要死就一道死吧！”

正喊着，反动政府的那些恶狗又放出来了。于是这地方跟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又展开了一场混乱的武装斗争。这回罢工工人牺牲了好几个。孟才和李恩都受了伤。周炳除了额角擦伤之外，胳膊又受了撞伤，浮肿起来。虽然他们都受了伤，但是当天晚上，大家又一齐过江到河北来，参加工人们的秘密集会。开完会之后，周炳听说那失业的海员程仁伤重身亡了，心里非常难过，就走到莲花井他家里去看一看。离他家还有半条街，周炳就看见他家门口有十几二十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坐着，孟才和李恩也在其中。一进他家门口，那景象就十分凄惨。才三十岁左右的程仁直挺挺地躺在神厅正中一张木板床上，全身用白布盖着，只露出一个脑袋，那不动的眼睛还瞪得酒杯样大，像在敌人面前，怒目而视的一般。床前点着香烛，程嫂子坐在地上烧纸钱。程大妈全身蜷缩成一团，在离开灵床稍远一点的一张椅子上，呼天喊地，哀痛万分地哭着。一个才刚刚学会走路的男孩子，用手攀着灵床的边沿，四面走动。周炳一看见这种景象，立刻想起他区桃表姐和周金大哥，三股眼泪合成一股，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他收了眼泪，倒去劝那程嫂子和程大妈道：

“别哭了！仁哥死的英烈，你们也就是大家的亲娘、亲嫂子，生活不用担忧！好好养大孩子，替仁哥报仇要紧！这国民党，他凶得了一个月，再凶不了两个月；凶得了两个月，再凶不了三个月！咱们忍不下去了，咱们立刻要捞起家伙，跟他干！咱们等着瞧吧！”说完就退出门口，和大家伙儿商量料理程仁的后事。

在三家巷里，陈文婷自从接到了周炳这封乐观、自信而又没有半句埋怨她的话的密信之后，登时觉着心惊r跳，彷徨无主。她宁愿看见周炳悲观颓丧，像区桃刚死去的时候那样；她宁愿听见周炳不留情面地痛骂她，像他骂陈文雄、何守仁、李民魁的时候那样。她认为周炳如果悲观颓丧，自己就有把握驾驭他；而周炳如果痛骂她一顿，自己的心就会平静一些。但是她失望了。事情完全不是那个样子。这半年多以来，她天天听到杀共产党的消息。她自己的心里也老在计算，要是当真有那么些共产党，大概也快杀光了。在报上，她又经常看见共产党员悔过自首的启事和声明。她就想，即使没有死光，投降得也差不多了。但是周炳又写了信来！她自己问自己道：“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为什么既没遭遇不幸，又没悔过自首呢？”问着、问着，她就感觉到有一股恐怖的电流，透过她的全身。宋以廉一天三次来求爱，那不过只是庸俗和厌烦，还碍不了什么大事儿；有兴趣就给他一个笑脸，没兴趣就不理他，他也就满足的了。只有这周炳和她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却真真正正是一种混乱的，复杂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想到这里，她就浑身哆嗦起来，像打了摆子一样。那天晚上，陈家的楼下客厅里举行了一次空气非常严峻的会议。参加的只有四个人，那就是：陈文婷的父亲陈万利，她的母亲陈杨氏，她的哥哥陈文雄，还有陈文婷她自己。陈万利板起脸孔，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晚上，就决定阿婷跟那姓宋的事情。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天下事第一是不能错过机会。终身大事也应该三思而行。”

以后就是陈杨氏和陈文雄轮流讲，总是这门亲事如何如何地好，那姓宋的如何跟宋子文保持着一种不平常的关系，将来的前途如何不可限量等等一类劝勉开导的话。会谈整整举行了三个钟头。陈文婷只是听着，一句话没有说。最后，陈文婷突然站立起来，像发了狂似地跑上三楼，拿了去年十月周炳写给她那封绝交信，又噔、噔、噔、噔地跑下楼来，把信摊在陈文雄面前，一边哭，一边高声叫嚷道：

“你们看吧！你们决定吧！我没有话可说了！我听从命运的摆布了！”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并且由于陈文雄在这方面的“独创”的天才，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婚礼在三天以后就举行了。这事情发展得那样突然，使陈文婷的姐姐陈文婕都吃了一惊。不消说，所有关心周炳的人，像周炳的姐姐周泉，像何家的丫头胡杏，都急得不得了。胡杏跟何守礼商量，怎么的也该给周炳去报个信。何守礼也没法儿，就去告诉自己的母亲“三姐”何杜氏。那何杜氏想了一想，就要她女儿把胡杏叫来问道：“你知道周炳哥哥的住址么？”胡杏说：“我不知道呀！可我知道有一个冼大妈，她住在芳村一个果围后面一间竹寮里。她有法子给炳哥送信。”何杜氏说：“那就有法儿了！你去跟大乃乃说，二少爷要吃河南‘成珠茶楼”的南r小凤饼，嚷着要你去买，大乃乃断没有不答应之理。那么，你就去报了信，回头胡乱买几个小凤饼塞给那疯子也就完了。“胡杏果然依照三姐的教导，去给冼大妈送了个信。冼大妈当天就把这消息转告了周炳。他听了之后，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懊丧：他一向相信陈文婷在陈家的许多人之中，是一个例外。现在陈家的例外也不是例外了！

兄弟回家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天气有点凉，周炳问过孟才，就过江回家看看，顺便拿点御寒衣物。他今天晚上穿着一件对襟厚蓝布夹袄，一条中装蓝布裤子，身上一个个烧破的补钉，一团团煤炭的痕迹。比起八个月以前离开三家巷的时候，他的身躯仿佛又长高了许多，举动有力，但是略带生硬。他的象牙刻成的圆盘大脸上微露忧戚的表情，两只眼睛带着一种成人的光采，只有鼻子和嘴唇还保持着孩子的神态。整体看来，在那诚恳和俊俏的丰采之中，微露风霜折磨的韵味，使他格外动人。他一在新月映照之下的三家巷出现，立刻惊动了三家巷里面所有的成员。这些成员很快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好像对他抱歉，又有点害怕他的，都躲起来了；一部分像周杨氏、周泉、何守礼、胡杏这些人，立刻从屋里冲出来，抓住他的粗糙的大手，牵着他的旧破的衣衫，一面哭着，一面问短问长。何守礼跑回去告诉三姐，三姐也出来了。跟着陈、何两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阿笑、阿苹、阿贵都出来了，一时把三家巷点缀得热闹非常。周炳别的都不管，只是紧紧握着胡杏的两手问道：

“你长得很大了。那张脸越来越像一颗莲子了。怎么样，过得好么？”

她仰起头，眼泪洗湿了她的脸。她的尖下巴颤动着，说：

“不好呵！坏得很呵！把人折磨死了！准活不成了！”

周炳着实安慰了她一番，她才忍住眼泪回去。其他的人也陆续散了。何守礼站在周泉旁边，用身体紧挨着她，不愿走开。后来，谁也没有料到，她突然说起话来。“炳哥，”她正正经经地说，“我听大人们说，你会很难过。可我要是你，我一点也不难过呢！婷姐不好。她没志气。她一点儿也不像演戏时候那样好。你难过干什么？只当她赖在香港不走，不肯跟你一道罢工回省城就算了！”周炳笑了，说：“我不难过。我挺忙，倒没工夫去难过呢！”周杨氏笑了，周泉也笑了。周泉说：“看这孩子嘴巴多能干！阿婷如今倒真的在香港呢！”这时候，何家三姐房里的使妈阿笑把何守礼叫了回去。大家回到周家的神厅里，周炳就给妈妈讲这八个月离情别绪，讲到大哥周金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牺牲，二哥周榕匆匆忙忙去了香港，大家又重新悲伤嗟叹一番。后来周铁回家，又把周炳兄弟的情形过细问了一遍，才和周杨氏回房歇息。剩下姐弟两人，周泉才把陈文婷接到他几封信时的前前后后，就她在一旁看见、听见的，都跟周炳说了。最后，她问周炳道：

“周家和陈家才结了一门亲家，倒结了两门仇家。唉，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周炳说：“我没有什么打算。我做我的铁工。不过这几个月来，我倒看清楚了一件事。世界上的人大概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外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我憎恨那些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下贱的动物。我崇拜那些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伟大的人格。按我自己说，我想走后面那样一条道路。”

周泉站起来要回陈家去了，后来又坐下来，叹口气道：“嗐，阿炳，怎么好端端地又说起傻话来了？理想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实际永远还是实际。不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却把那美丽的理想当做眼前的实际，这就是产生悲剧的根源。你不能够跟整个世界强拗到底！你能够么？”说完就走了。周炳看见她那纯洁无辜的脸孔，感到她替弟弟担忧，替哥哥惋惜的真情，不免心里动了一下。——不过为时不久，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神楼底，一面收拾床铺，一面又找他从前给区桃表姐画的画像。床铺收拾好了，画像可是找来找去也找不着。他不想马上就睡，便走出门口，在他家和陈家交界的地方，那棵白兰树旁边，站了一会儿。去年六月间，那棵白兰树刚种下去的时候，才不过三尺来高，如今才过了一年多，却长到一人高了。这时候已是初冬天气，可是这棵树枝干壮旺，绿叶婆娑，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周炳看了一会儿，赞叹了一会儿，才心神安定地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周泉就跟陈文雄商量，好不好陪她弟弟去看周金的坟墓。陈文雄雍容大度地说：

“你弟弟为人虽然乖张，这趟你是该走的。这是情理。”

于是周泉就陪着周炳上小北门外凤凰台周金的坟上去看去。那是一座新坟，地堂上长着稀稀疏疏的野草，如今已经变白了。坟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志，看得出当初那草草营葬的样子。周泉留心观察着她弟弟的动静，只见他弯着腰，低着头，站在坟前，既不哭，也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在临走之前，他才低声说了一句话道：

“大哥，我替你报仇。”

这句话的声音很低，很沉，语气也很宁静。周泉很细心听，才听得出来。看过了周金大哥的坟，又去看区桃表姐的坟。周炳还是和先前那个样子，弯着腰，低着头，沉默地站在坟前，然后在临走之前低声说道：

“表姐，我替你报仇。”

两姐弟一道往回走的时候，周泉心中十分纳闷。她想她弟弟是一个热情充沛，直来直去的人，怎么这回表现得这般冷漠？后来她又想道：“是了，是了。想必是陈文婷重重地伤了他的心了！”于是进城之后，瞅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她就开言道：

“你怎么替他们报仇？难道你还坚持和整个社会对抗么？”

周炳不假思索地说：“我要毁掉这整个社会。姐姐你应该承认，我是一个硬汉。我说得到，就做得到。任何力量都挡不住我！”

他的决绝的语气使周泉胆战心惊。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为了什么来由？为了那么一个朝三暮四、喜怒无常的女子？”

“不！”周炳拖长着声音说：“我憎恨这个社会！——至于陈文婷，那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地，我曾经为她感到震惊和懊丧。现在不了。现在我只是把她当做一个疑团。她欺骗了我，但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也许跟所有的女性都不一样，也许跟她二姐有几分相似。总之，我不明白，就是这个样子！”

那天中午，周炳和妈妈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周杨氏做了很好的萝卜烧r汤给他吃。吃过饭，带了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卫生衣，周炳就回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去了。周炳的出现引起了三家巷和附近一带的居民们的纷纷议论，不知道是否时局要发生什么变化。过了三天，二哥周榕也从香港回到三家巷来了，这更加使得所有的人们诸多揣测，惊疑不安。不管怎么说，周杨氏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她隔壁的陈万利却气愤得很。他拍着桌子和陈杨氏说：

“怎么，到了‘惊蛰’了么？你看蛇、虫、鼠、蚊都钻出地面上来！”

可是到了惊蛰也罢，没到惊蛰也罢，陈万利不能不问自己道：“我该怎么办？”经商的人，他的心眼儿是灵的，他什么时候都不能够不想到万一会发生什么风险。他去找他的亲家老爷何应元，商量应付的办法。何应元不像他那么着急，只是慢吞吞地说：“倘若把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当做是共产党一伙子人，那未免有点过分。他们的手法，依小弟看来，不过是利用利用那些不逞之徒罢了。”陈万利说：“党已经清了，又来讲联合，——这岂不是你我的劫数么？”何应元说：“那你又何必过分担心？从前蒋总司令也讲过联合的。他们也能学会这一手。”陈万利拿脚顿着地说：“军阀毕竟总是军阀！他们只管自己的野心实现，不管我们这样的百姓遭殃。说老实话，我宁愿相信蒋某人，也不愿相信他们这些小家种！”何应元笑道：“万翁，你一点也不懂政界的事儿。当初，蒋某人你又何尝相信呢？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之流，无非也是些赌徒。只不过本钱小些，看来就更加狠些罢了！”陈万利低着头，吟沉自语道：“话虽那样讲，我却不放心。我想下香港去住他几天，逍遥自在一下，也好。”何应元拿手指甲轻敲着酸枝躺椅的扶手，说：“你是无官一身轻的神仙，只有你才有那份福气。”……这两个老亲家在何家客厅里商量大事的时候，何守仁也去找陈文雄，两妹夫郎舅也在陈家客厅里秘密商量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们的观点是何应元、陈万利一样的观点，看法也是一样的看法，看来何守仁有点惊慌失措，而陈文雄到底比较老成练达一些。何守仁一开口就说：“眼看着天下又要大乱，我的纱帽是戴不成的了！”陈文雄举起两只手指，在鼻子下面轻轻摆动着，说：“朕兆是那样的朕兆，可是你又何必c之过急呢？”何守仁两边张望，仿佛这个华丽的客厅也埋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说：“你岂不知道兵贵神速？莎士比亚有许多悲剧，只是几分钟的迟误所造成的！我今天晚上就去定船票。反正我们在香港的那幢房子也空着，去住他几天也不错。”陈文雄笑起来了。他说：“你跟我父亲，——你们两丈人、女婿倒情投意合，好像贺龙、叶挺已经打到了惠爱路的一般！你们要走，固然可以。把家眷、细软先运走，我们男人大丈夫留下来看个究竟，也无所不可的。”何守仁问他怎么看个究竟法，他说：“办法当然很多，一下子也说不完。比方说，我就想请周榕周炳弟兄俩吃一顿上等、极上等的好饭。咱们是至亲，又是好友，沾着表亲、姻亲、换帖兄弟三重亲，还加上邻居、同学，竟是五重亲呢！几个月不见，就不做一点表示么？”何守仁抱着脑袋，不胜忧虑地说：“文雄哥，你是一个独创家，这是不容置辩的了。但是在你匠心独运的时候，你就不为一般凡人的有限的悟性着想一下？你叫我苦恼极了！难道你不晓得他弟兄俩对令尊、对家父、对陈何两家人都是极不尊重的么？难道你忘记了他弟兄俩跟你的两个妹妹都是伤了感情的么？难道你没听见过他们骂你、我是内j、工贼、卖国贼、无耻之徒、背信负义的人，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么？”陈文雄哼了一声，冷笑道：“哎哟，你骂得比人家还要痛快！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如果人家当时得令，你就该把自己锯短二寸。况且你不从这些人的口中，就听不到一点虚实；你不从这些人的手中，就搭不上一条共产党的路子。——路子，总是越多越好。不管哪一方面的路子，总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样，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暖和的、冬天的晚上，陈文雄、何守仁两个请周榕、周炳两个到西关一家极有名、极华贵的酒家，叫做“谟觞酒家”的去吃晚饭。这四个人穿的衣服，极不相称。陈文雄穿着笔挺的、英国薄绒的西装，保守仁穿着英国藏青哔叽的中山装，周榕穿着上、下颜色不同的残旧西装，而周炳却穿着那套对襟厚蓝布夹袄，中装蓝布裤了。这就活像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带着他的秘书、他的保镖、他的汽车司机一道上谟觞酒家这样的高贵地方去吃饭。别的酒客和酒家的侍役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他们拣了一处最后的房座，一面喝酒吃菜，一面畅叙离情。——如果说他们的外貌相差很远，那么，他们的内心相差得更加远了。这里面，陈文雄看来是潇洒而愉快的，他不着痕迹，磊落大方地，一开口就问起共产党如果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合作的话，有些什么条件。周榕老老实实地说道：“据我所知，还是那五条：第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二，保证工会和农会的自由。第三，驱逐一切改组委员。第四，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保持有效。第五，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他还是从前那样温和，那样缓慢，那样粘滞。陈文雄问完了这五条，又问国民党的反应怎样，答应多少；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不答应，又怎么办；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全部接受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又问广州和南京的关系会变成一种什么关系；又问省港罢工工人目前的分布状况；又问共产党对于最近的时局有什么文告发表没有等等。自始至终，周炳总是睁眉突眼地望着陈文雄，自己不多说话。从别人眼睛看起来，他如今是呆笨、平板，满怀愤懑，又带点焦躁不安的。他总嫌陈文雄问得太多，又觉着二哥周榕回答得过于详细。同样不多说话，也不多吃东西的，是何守仁。他的眼睛老在其他三个人身上滴溜溜地打转，要不就左张张，右望望，前看看，后瞧瞧，一直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吃着，谈着，从七点多钟吃到九点多钟，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话也问得差不多了，陈文雄带着一种克制的感情说：

“不论省港罢工的工人也好，广州各业的工人也好，他们的合法权利总是应该保障的。——国民党当局是做得过分了一点。”

周榕正在踌躇，没有马上回答。周炳却忍不住说道：

“姐夫，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你都不负一点责任似的！”

陈文雄瞅了他一眼，说：“这事儿说起来也好笑。我进党只不过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实际上，有那些达官贵人，也轮不到我说话。”

何守仁也相帮着说：“谁不是一样？我也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要是真想做点事儿，我宁可参加共产党！”

周榕听见他这样说，也笑道：“参加共产党也不是好玩儿的。你们看我大哥！在你们的地位说来，犯不着冒那样大的危险。”

何守仁看见已经谈到这里，就索性单刀直入地揭开说道：“其实什么党不党，派不派，我看都是暂时的。只有崇高的友谊才是永久的！你们看，我现在变成友谊至上主义者了。照我想，你们在一边，我们在一边，这样反而更加证明友谊可以突破政治的界限。不论什么时候，咱们都应该互相提携，永远互相提携。——没事的时候互相援引一下，有事的时候互相通个声气，将来中国要是当真富强起来，不论哪一党执政，都有咱们自己的人，这岂不好？所以，友谊是崇高的，伟大的，永生的！这一点，咱们都曾经发过誓，有苍天可鉴，有墨迹为凭，有证人可对的！”

陈文雄没想到他竟扯得这么远，不觉脸都红了。他用力拉松了自己的领带，挣扎着接上去道：“守仁之言极是！守仁之言极是！按这么办才对！”本来很会说话的人，这时候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他们这些话在周榕的心里勾起无边的往事来，使他觉着一阵头晕。他用手扶着头，嘴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的盛情是可感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但是那种做法，在古代政治里容或有之，在现代的政治活动里是少见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

周炳越听越生气。到了实在忍耐不住，就离开酒席，直挺挺地站起来说：“要是大家原谅我卤莽的话……我实在不懂：工人们正在和军阀，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却抽了工人们的后腿。眼看着帝国主义就要屈服了，你们却破坏了罢工，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叫全体省港罢工的工人都摔了一交，而你们当了官儿，当了买办，这是谋中国富强之道么？我更加不懂：区桃表姐死在帝国主义者手里，你们见死不救；文娣表姐和我二哥感情破裂了，你们不但坐视不理，并且趁火打劫。这难道又是友谊、提携之道么？按这么说，你们都已经拿起刀子砍到我们头上，我们彼此之间，变成敌人倒有余，怎么今天晚上倒谈起友谊来呢？难道交朋友是这样交法的么？这我就最、最不懂，简直像古语说的‘大惑不解’了！我们在这里尽管胡扯干什么呢？”

陈文雄听了，搭讪着说：“骂得好，骂得痛快！”

何守仁的脸皮十分难看地痉挛着，低声解嘲道：“演得多好，演得多好！只有在《雨过天青》里，才有这么激动的场面呢！”

周炳非常严肃地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半个字虚假。——就是在演《雨过天青》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半个字假话。”

周榕觉着场面不好处，就替他们解围道：“阿炳有这么一股子劲，这是你们从他小时候起就已经熟知的了！他理解这个社会，就是一条直线。他不知道从地主、官僚、买办的家庭里出身的人，如果背叛了他本阶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家！”

何守仁立刻接上说：“对，自古走直道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是谈不上的。我们顾忌诸多，有时为势所，竟连清高都做不到呢！”

陈文雄已经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有板有眼地说：“虽说我们都为世俗所累，都有难言之隐，甚至躲避不了天下后世的清议，但是：说真的，我却深深喜爱阿炳说话的那种青年腔调，——风格高极了！”

一场不愉快的宴会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晚上，陈家留下了使妈阿发，何家留下了使妈阿笑、丫头胡杏几个人看门，其余两边全家的人都搬到香港去了。

红光闪闪

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在德昌铸造厂的那个工人自救队的小队，开了一个极不平常的会议。开会之前，每人发了一本《红旗》，一本《广州工人》，中队附兼小队长孟才师傅首先捧着那本《红旗》，把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号召武装起义的宣言，低声地、慢慢地读了一遍。接着，就宣布工人自救队已经和手车工人的“剑仔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合并改编为统一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队”，他们这个小队正式命名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第一百三十小队”，麦荣仍然是中队长，孟才仍然是中队附兼小队长。最后就传达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武装起义。大家听了这最后的一项决议，都呜哇的一声叫唤起来，跟着你推我打，闹了一阵子，才静下来，开始讨论。在讨论当中，一个个都磨拳擦掌，表示信心和决心，坚决拥护武装起义。这在他们这里，是最长的一次会议，足足开了两个钟头。但是散会之后，孟才三番五次，催大家去睡，大家只是不散，还在那里继续聊着，越聊越有兴头。身体又矮又圆的手车工人谭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中年人，非常喜欢开玩笑。他看见周炳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既像惊疑，又像喜悦；既像担忧，又像羞怯；怕他信心不强，就开玩笑道：“周炳，你平时整天嚷着要革命，这回就好好地革吧！”周炳低声说：“当然，我一定好好干。等我拿起了枪，你瞧吧！”经常像父兄对子侄一样看待周炳的孟才师傅也坐了下来，说：“青年人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总不免要怯场的。不要紧，你只管跟着我们干，像你刚到工厂来的时候一样，慢慢地胆子就大了。我看过你做戏。你是一个好演员。好演员都不怯场的。是不是？你现在当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像当一个好演员一样！”提到演员两个字，当真打中了周炳的心。他感激地微笑着，又用手捂住自己的胸膛辩解道：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可是，我不害怕，也不怯场！”

身体魁梧，比周炳还要高半个头，还要粗壮许多的海员李恩伸出他的葵扇般的大手，粗里粗气地说：“那么，你参加革命，第一是为了什么？”周炳坦然地回答道：

“我？——为了报仇！”

经常给周炳送信的那个冼大妈的堂侄儿冼鉴正坐在他对面。这冼鉴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爱寻根问底，绰号叫“研究家”。当时他放下那本《红旗》，带着一种考问的神气说：“周炳，难道光为了报仇么？不为将来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么？”周炳不停点头道：

“对。也为那个美好的将来。不过我想报仇想得要多些。

我觉着报了仇，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他说了之后，大家一时也没有再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又提出一个问题道：“既然要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从前，我有些小学里和中学里的同学，他们都不太可靠，不找这些。但是有些另外的人，他们可完全不一样。他们都在打铁铺里，手车修理店里，裁缝铺子里，糕饼作坊里，皮鞋作坊里，印刷工厂里，清道班里。他们跟咱们是一模一样的人，好不好去找他们？”孟才师傅说：“现在不忙。现在一切都是绝对秘密的。告诉你吧，我们这里除了你之外，都是党员。党让你参加讨论和布置，是表示党对你的信任。其他的人，以后再找不迟。”周炳听着，那漂亮的圆脸上登时红了一大片，像涂了胭脂的一般。他想找几句话来扯臊，又想不到该说什么，后来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说出了那样一句话来：

“我二哥那边，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句话把大家又逗得大笑起来。那又高又瘦的汽车司机冯斗一直半闭着眼睛，很少说话，好像他已经睡着了似的，这时候忽然用力睁开右边那一只眼睛，哈哈大笑道：“周炳，怎么你如今还住在家里么？什么哥哥妹妹的？咱们这里是一个组织。你哥哥也会有他的组织的。咱们还要那家庭关系做什么？”这几句话把周炳说得更加不好意思。大家都去睡了。他还是这里坐坐，那里站站，不愿上床睡觉。他觉着自己满心欢喜，总想笑，想说话，想叫喊，想发狂。他觉着自己的喉头上打横搁着一块什么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似软非软，似硬非硬，怪不好受。一会儿，他觉着自己跟这些共产党员，才真是互相提携，为中国的富强而献身，——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的盟誓不过是胡说八道。一会儿，他又觉着几天之后，中国就要富强了。到时候，不知道要出现怎样惊心动魄的伟大场面，全世界都要被这伟大场面吓得发昏。……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他止不住自己的心一个劲儿地跳，浑身的肌r也在跳，四肢都在发抖。……

好容易盼到十二月十日的黄昏，周炳一算，还得等三天，真把他急得不知怎样才好。他老在心里嘀咕着：“年年到了冬天，白天都是很短的，今年这白天就这么长！”吃过晚饭，他又将那支梭标头仔细打磨着。其实他那支梭标头已经打磨过千千万万次，早已打磨得银光闪闪，只要一镶上木杆子就能使用了。正在这个时候，孟才突然把大家召集拢来，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他使唤一种明朗、沉着的声调对大家道：“武装起义的时间提前了！明早三点半钟就动手——干！”

每一个人都欢呼起来。周炳悄悄加上说：

“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说着又用拐肘撞了冯斗一下，又对好开他的玩笑的谭槟做了一个鬼脸。所有的人立刻行动起来。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整个小队就坐在那种叫做“横水渡”的小木船里，横过珠江，向长堤进发。凉风吹着周炳的头发和胸膛，他的眼睛望着那高耸入云的白云山，觉着天高地阔，遍体舒畅，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和白云山一般高大的巨人。他的嘴里喃喃自语地念着歌儿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跟着又说：“今天好热呀！”

手车工人谭槟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秀才嘛，什么时候都要跩文的！”大家又亲密融洽地笑了一阵子。船靠了岸，他们沿着长堤走进一些窄小的街道。在这些小道里弯弯曲曲，拐过来、拐过去地走了二三十分钟，天刚黑，就走进了龙藏街的太丘书院。那里已经有一百多人先到了，有些人在就着微弱的灯光擦枪，有些人在逐个、逐个地检查手榴弹，有些人在点燃那盏搪瓷大罩的煤油灯，有些人在装修大捆、大捆的长矛梭标。走路是低声的，细碎的步子；说话是沙沙的，耳语的声音；表情是喜悦的，兴奋的神态。中队长麦荣已经先到，在等着他们了。他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地和他们每个人握了手，带他们到宽敞的“过厅”的一个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地上，动手装上自己的梭标。不久，他又抱了一大捧手榴弹过来，每个人发了五个。后来，人慢慢增加，很快就把一个过厅都坐满了。大家都严格遵守着纪律，不笑，不闹，不说话。空气显得非常严肃和紧张。周炳很快就把梭标装好，把手榴弹用一条粗麻绳捆在他那件蓝布夹袄外面，对着满屋子的人出神。孟才师傅在他耳朵边悄悄说：“把那些‘寿桃’解下来，歇一歇吧。时间还早呢，不重么？”他固执地摇摇头，继续呆望着过厅正中悬挂着的那盏搪瓷大罩煤油灯，和灯下面那张餐桌周围坐着的十几个人。不久，从外面进来一个年轻人，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他敏捷果断地布置了一些人去小北门取手榴弹，便和那些联队长、大队长在餐桌周围坐着开会。“研究家”冼鉴低声和周炳说：“看，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总指挥周文雍，敌人非常怕他。”周炳看那个人，矮矮胖胖，年纪很轻，穿着一套半新旧的咖啡色的西装，头发没有梳，散乱地披在前额上。他在不断地抽烟，不断地说话，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但是从手势和听的人的神情看得出来，那些话一定是很准确，很有分量，很能说服人的。周炳对他发生了一种带着崇敬和信赖的好感。过了一个多钟头，去押运手榴弹的、一个叫做简发的中队长回来了。他低声向周文雍报告押运手榴弹失事的经过：他们正在小北门“大安”酒米铺子起运那两百个手榴弹，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几个亮着枪的警察，他和其中一个警察纠缠了一会儿，把那个警察撞倒，自己才逃了出来。他很生气，又拍手，又顿脚，又叹息，又粗暴地咒骂。周文雍只是很镇静地听着。后来他很迅速地处理了这件事，就和大家继续开会，布置武装起义的事情。

周炳悄悄问汽车司机冯斗：“你猜现在几点钟了？”

冯斗回答他：“不知道。不要心急，你先睡一会儿吧！”

这时候，过厅的会议结束了。说话的声音从餐桌向四面传播开来：“明天清晨三点三十分。听信号：三声炮响，开始行动！”周文雍走了，煤油灯扭暗了。人越来越多，好像有成千上万的样子。人虽然多，但是很寂静，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灯光暗淡，只见卷烟的火光到处闪亮。初升的月亮从天井s到过厅的屋檐上面来。大个子李恩在旁边伸了个懒腰，周炳听见他的筋骨历历作响。这时候，周炳一点睡意也没有，眼睛反而瞪得大大的，注视着天井上面那一小片平静的天空。他一只手抓住竖在地上的梭标，一只手按住腰间的手榴弹，心里什么念头也没有，平静得和天井那一小片天空一样。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三点钟过去了，什么声音都没有。忽然之间，听到几声稀疏的枪声，像粗大的雨点落在屋瓦上一样。他耸起耳朵听，可是听不见炮声。又过了不久，沉重的炮声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时间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三点三十分来到了，广州武装起义开始——一页新的历史翻开了！大家迅速地站立起来，一阵飒飒的声音像潮水似地淹没了整个大厅。随后，人们按照预定的部署，走出龙藏街，分南北两路向维新路公安局前进。第十中队的中队长麦荣因为有另外的任务，调到赤卫队总指挥部去了。中队附孟才指挥着这个中队。第一百三十小队编在南路的队伍里。刚开进维新路没多远，周炳就听到前面响起了步枪的声音。跟着，广州市的东北、东南、正北、西北、西南几个方向都响起了枪声和炮声，运输汽车也在惠爱路一带发出呜呜的声响。天空上这里闪一闪，那里亮一亮。喊声一起，赤卫队的一支驳壳枪和十几支步枪领着头，其余的人举起梭标和木g跟在后面，嘴里喊着：“杀呀！杀呀！打倒国民党！打到帝国主义！”向公安局门口冲上去。子弹吱吱地朝他们飞过来，有些人呻吟着，倒在地上。枪声像狂风暴雨一般响着，人们的喊声更加宏亮，硝磺的气味刺着人们的鼻孔，马路上的血y几乎使人们滑倒，但是人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