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1/1）

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c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军队，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姐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朋友们这样谈起他，他竟是当真死去了，永远不会再活转来了。周金的为人，周炳也是熟知的，但是经朋友们这样一说，他才确实领悟：原来他大哥是那样一个有价值的人物！……后来，两兄弟又互相诉说了许多怀念周金的心事，又再一次忖度周金不幸被捕的原因。自然，种种推测还是跟以前一样，得不到结果。……最后，他们又一起在幻想着革命的美丽的前途。周炳对于金端所宣告的、三个月就能实现的理想，虽然深信不疑，但总感觉到有点模糊，不具体。

有一天，周榕一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周炳一个人在家，睡觉睡不着，又找不到事儿干，就又把六、七年来的往事翻出来，一桩一桩地去回忆。凡是他回忆起来的事情，他都给它下一道评语。哪桩对了，哪桩错了，他都给它分了类。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他都公正地做了判断。但是过去的事情想完了，未来的事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又是不对的呢？想到这一些，他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路逐渐凝固起来了。他从周榕的书堆里偶然翻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来，随意翻看了几段，就重新从头一段一段地看下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只想找寻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简单的答案，却没料到那本小书里面一下子钻出来了那么一大堆问题，使他招架不来。他不能够理解那许多问题，更不能理解那些问题对他所关心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他一向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有好日子过。——如今还是这样想。如果蒋介石反对这样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军阀，也在被打倒之列。只有把蒋介石连同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一齐打倒了，中国也就太平了。他觉着事情应该朝这么办，就开始幻想打倒蒋介石、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之后的情景。按照北伐的速度，这样做，大概得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想：“一年就一年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幸福之神就降临广州！”他甚至想到幸福之神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五彩绚烂的礼物：他爸爸周铁会增加工资，他三姨爹区华接受的皮鞋定货会忙得做不过来，他表姐区苏每天可以缩短两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哥哥周榕可以回到原来的小学里去教书，他自己可以回到中学里去念书，何家的丫头胡杏可以解放回家去种田。至于他大哥周金和他表姐区桃的坟墓，大概可以很快就修建起来，墓前竖起庄严高大的石碑，碑上写着烈士的名字和事迹，让后来的人们去景仰。三家巷中，他和胡杏亲手种的白兰花将会长到他家的屋檐那么高，那白玉雕成一般的花朵将会开得比今年多两三倍，那浓郁的香味将会使人们觉得生活更加美好。

区苏抽出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给他们买买东西，送送信，收拾收拾房间。这天没有什么可做，看见他两兄弟堆着一大堆换下来的衣服不洗，她就拿了木盆，端了张小凳子，在横院中替他们洗起来。周炳把红军快回广东的消息，以及红军回到广东以后，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等等，都和区苏说了，还加上问她道：“要是取消那个每天延长工作时间两点钟的规定，你拿什么来谢我？”区苏说：“又不是你来取消规定，我谢你做什么？”说完，她就张开两片薄薄的嘴唇，缩起那个小小的鼻子，在快活之中还是十分正经地笑着。周炳看着她，觉着她是在一天天瘦下去。前两年，她的身材和区桃差不多，是又苗条、又丰满的，现在变成细细长长的，显得又高、又单薄了。他暗暗替她担心，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区苏洗完衣服，要走了，周炳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对她说：

“表姐，你替我给阿婷捎个口信好不好？”

区苏迟疑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坚决地拒绝道：“不行。咱舅舅吩咐过叫我不要上三家巷去，我已经好几个月不上那边去了。阿婷的事情，你还是收了心吧。人家高门大户，三朋四友的，你不能太当真！”说完，就带着一种刚好让周炳看得出来她是生了气了的面容走掉了。周炳百无聊赖，就走出门去闲逛。他拣人少的地方走，信步向“南石头”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凤安桥附近，忽然碰见一个五十来岁、肩上挑着一担箩筐的老大娘，周炳立刻迎上前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干娘”。原来住在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竹寮里的冼大妈，正从“下涌”渡口过江到河南来。他们一道步回济群生草药铺，冼大妈把当日周金如何不幸被捕的情形，后来她听黄群说周金遇难，她心里怎样难过，怎样整整哭了一夜的情形，一面走、一面对周炳说了一遍。在生草药铺里，周炳又求她带口信给陈文婷，她也满口答应，坐了一会儿才走了。

冼大妈也顾不得去收买菜脚下栏，挑了箩筐就过江。到了河北，按着周炳说的地址找着三家巷；又按着周炳的意思，不找陈文婷，却假冒震南村来人的名义找到了胡杏。胡杏一见这位老大娘，说是震南村来的，自己又不认识，正在满腹狐疑，后来和她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细谈，听说是周炳那里来的，才明白了。冼大妈告诉她，周炳想约陈文婷明天晚上八点钟在第一公园西北角会面，要她把这句话转告给那位小姐。当天下午，胡杏瞅着陈文婷下课的机会，在陈家门口把周炳的约会非常忠实地转告了她。陈文婷听了，满脸通红，低声向胡杏道了谢，进门去了。

第二天下午，周榕有事情要到附近的乡下去走一趟。临走之前，他违反了平常的习惯，非常严厉地吩咐周炳，要他守在家里，连大门口都不要出去。他又告诉周炳，最近时局很紧张，国民党正在拚命抓人，李民天就叫这种白色恐怖吓坏了，开了小差了。周炳痛苦地沉默着。过了许久之后，他才试探着说：“白色恐怖我倒不怕。今天晚上，我想到公园去散散步，难道那也不行么？”周榕非常果断地说：“那也不行！你应该知道咱们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到公园去散步不是目前要做的事儿。”说完就走掉了。

吃过晚饭之后，踌躇再三，翻来覆去地想，想烂了心肝，周炳还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他想：“不管怎么说，总应该和陈文婷会一次面！”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胡乱穿了衣服，三步两步冲出门口，莽莽撞撞地走到大基头，从那里过了江。到他快要走到第一公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那么剧烈，以致他的四肢都不停地发抖。惠爱路和维新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当中竖着的公共时钟，正指着八点过五分。他的脚步加快起来。他身旁的任何东西，他都没有看见。准备好了几句出色的抱歉的话之后，他像一支箭似地飞进了灯光幽暗的第一公园。从八点十分到十点十分，他在公园里到处旋转着，像一只失去了舵的船。连一块路边的小石头，他都仔细看过了，就是不见陈文婷的踪影。他判断这是由于他误了时间。最后，他不得不抱着对陈文婷犯了严重罪行的心情，懊丧地离开了第一公园。

冰冷的世界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yy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这样子，周炳孤独地面对着一个冰冷的、潮湿的、黑暗的世界。他觉着四肢无力，沉闷而且疲倦。他想找一个人问一问自己的脸色怎样，是不是生病了，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周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横院子竟把他和人间社会隔绝了。他曾经几次走到窗前，对着那铺满雨点的玻璃照一照自己的脸，但是除了照出自己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外，什么也没有瞅见。他拧着自己的脸，捶打自己的胸膛，又觉着都是好好的，什么病痛都没有。他在窗前瘫了似地坐下来，拚命回忆从前的、热闹的景象。他想起他二哥周榕在中学毕业，行了毕业礼那天晚上，在三家巷中举行盟誓的场面。他想起几年之后，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在旧历除夕的时候，像孩子似地在街上卖懒。他想起那一年的旧历人日，他们朋友兄弟，姐姐妹妹在小北门外游春，区桃在那一天获得了“人日皇后”的荣誉称号。他想起在省港罢工的时候，十万人在东校场集合，开那样动人心魄的示威大会。他想起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挤在饭堂里兴高采烈地叫、骂、吵、嚷。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上时事课和识字课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多么热心，粗鲁，又多么能干，聪明。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演戏或者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会欣赏艺术，又是多么会玩会乐。他凄然发问道：

“这不是叫做幸福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他给自己做了答案：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至于说到罢工工人，那么，他们是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孩子。在家里，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是可以侵犯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除了共产党所宣布的真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真理；更加没有想到罢工工人的生活权利和一切行动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正像没有想到他周金大哥的言语行动、待人接物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样。这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起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个样子罢工，直罢下去，罢他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个儿泡在那兴奋、激动、热情、幸福的罢工活动的大海里。等到罢工结束那一天，他将满足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幸得很，这一切全都毁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爱的东西毁掉，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张潮湿的、冷冰冰的、空着没人坐的竹椅，叹了一口长气，又拿起那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来。这时候不过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色已经昏暗得跟黄昏一样。他把那印刷模糊的书本凑近脸孔，低声念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念完这一段，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对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以后，他又静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地方。这些地方讲到法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和许多事，他读来读去都不能彻底了解。最后，看到整篇宣言结束的地方，他竟高声朗诵起来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说得太好了，太对了，简直叫人兴奋，叫人激动。但是这个宣言已经公布了八十年，为什么除了苏联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够实行呢？中国前两年好像就要实行了的，为什么后来又不实行了呢？想到这个地方，周炳放下书本，禁不住十分气愤。他用右手握着拳头，狠狠朝左手打下去，说：

“要毁灭这个丑恶的世界！”

说完了这句话，他就低声唱起《国际歌》来。那歌声越唱越高，好像要压倒窗外一片昏暗迷蒙之中的风声和雨声。歌还没唱完，他的脸上已经热泪纵横了。又过了十五分钟。他把《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重新思考起来。他想到要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几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谁来推翻呢？什么时候推翻呢？用什么办法推翻呢？他想到这些问题，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自己又把那些答案推翻了。这样子，经过三番五次的苦思焦虑，仍然找不到完全满意的解决途径。他想到这时候能够问一问大哥多好，周金对任何问题都是那么肯定、明确地做出强有力的判断的。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现在，他没有可能再拿什么事情去问大哥，他只能够自己拿主意。后来，他又想，再约陈文婷见一次面，和她商量一下，也许是个好办法，于是他拿起笔来给陈文婷写信。“亲爱的，我绝对信任的，无日无夜不思念着的婷，”他这样起了个头，随后写道：“我最近读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写得多好呀！它提出一个医治咱们这个万恶的社会的药方。我敢打赌，你听都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秘方，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喜欢它。老实说，这个药方，跟二表姐、三表姐都不大好谈的，只能跟你谈。我们应该共同来研究，一起来行动……”往后他又写了些爱慕想念的话，最后又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全信写完之后，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涂掉，改成“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把信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自从搬到生草药铺之后，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区苏表姐是不肯替他带信到三家巷去的。这封信怎样才能送到陈文婷的手里，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写完了信之后，好像和一个亲近的人畅谈了一次似的，心里舒快了很多。现在，他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等候区苏的木屐的声音。每天下午这个时候盼望区苏来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种新的习惯。不久，区苏果然来了。她打着雨伞，穿着木屐，穿过横院子走进来。周炳给她讲自己的新发现，她就微笑地、善良地听着，一面打开头发，在整理她的大松辫子，好像一只白鹤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样。她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赞成。听完了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这些事情，你问过你二哥没有？”周炳说：“那还用问么？二哥一定是赞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区苏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再理论，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c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姐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n，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说不上来了。到了晚上，李民天来找陈文婕，谈起周炳的为人来，陈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给他们看，要他们替她出出主意。陈文婕带点好奇心说：“既然这个美貌青年有了医治咱们这个不幸的社会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谈，只能跟你一个人谈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说：“算了吧！目前时局这么动荡不安，犯不着去冒这样的危险，阿婷，你自己也该拿定主意。如果横竖不能勉强合起来，倒不如早点撒手，免得双方痛苦！”事情还是没个定准。不久，哥哥陈文雄也回来了。他从四妹手里接过周炳的来信看了，用英文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傻瓜！”随后又对陈文婷说：“四妹，你瞧！咱们这个社会并没聘他当顾问，他却总是在杞人忧天！你呢，你本人怎么说？”

陈文婷不胜悲楚地说道：

“最近，我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对社会上的一切，我都没精打采。对他，——不消说，他在仪表上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减少他的痛苦！”

陈文雄只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四妹，你是对的。”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三次的约会，陈文婷还是没有去。

迫害和反抗

自从在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开过时事讨论会之后，周炳曾经按照周榕所说的地点和时间，去找金端同志碰头，却没碰上。他心里十分着急。……十月间，在南昌起义的红军回到广东，但是在潮汕失败了，没有来到广州，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那些老爷们却回到了广州，简直把周炳气得要死。十月底，沪、粤班船海员麦荣一回到广州，就到济群生草药铺来看周炳，对他说：“老弟，不用躲了，到外面去跟那些老爷们较量较量吧！”周炳问起情由，麦荣就说：“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想赶走广西军，霸占广东地盘，就扮成国民党左派的样子，欺骗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说，帮助也可以，但是有条件。条件也很简单，就是：政治犯要放，工会、农会的自由要保证，什么改组委员通通滚蛋，四月十五以前的协议要恢复，省港罢工工友的权利要保持。——他们不干。我们‘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就说，你们不答应，我们自己来动手！如今，所有的工会都公开活动起来了！”周炳一听，十分高兴，就问：“我呢？我该怎么办？”麦荣说：“我已经跟金端同志商量过，他同意你参加我们海员的‘工人自救队’，你意下如何？”周炳巴不得立刻离开这牢笼一般的后院子，出去参加革命的斗争，哪里有第二句话？当下他就和麦荣一道出来，朝河南凤安桥一家“德昌铸造厂”走去。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麦荣和德昌铸造厂的大师傅孟才说明情由，因为有别的事，就把周炳交给他，自己先回船上去了。孟才看这周炳，约莫二十岁年纪，身躯雄伟，面貌英俊，见人十分和气，心中暗自喜欢。周炳看这大师傅，约莫四十来岁，身材也很高大，举动沉着有力，手臂长得特别粗壮，那上面布满了青筋，又布满了一片片的花纹，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海员，心中也暗自欢喜。两个对看了一会儿，孟才就把他引进工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细谈。这一谈又谈了一个钟头，谈得十分投机。最后，孟才问他道：

“你加入工人自救队以后，就要一生一世，拥护咱们这面铁锤镰刀的红旗，不承认那面青天白日旗。——你做得到么？”

周炳坚定地站起来回答道：“自然是这样。我心里面没有别的旗子。”

孟才拿了一本最近才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的创刊号给他，叫他拿回去好好阅读，——明天上午八点钟，到德昌铸造厂来正式“开工”。从此以后，周炳就从济群生草药铺搬到凤安桥去居住，参加了这个秘密的地下兵工厂的工作。他们这个厂是专门制造手榴弹壳的，连周炳一共是七个人。总的负责人是中队长麦荣，他经常来往上海、广州两地，专管原料的运输和供应。在厂里负责的是大师傅孟才，他是工人自救队的中队附兼小队长。此外还有四个队员。一个叫李恩，三十岁多一点，是香港罢工回来的海员。一个叫冼鉴，二十八、九的年纪，原来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现在是这里的技师。一个叫冯斗，比冼鉴年纪稍为大一点，原来是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叫谭槟，年纪在三十五左右，原来是一个手车夫，后来参加了手车工人组织的“剑仔队”，不久以前才调到德昌铸造厂来的。周炳本人也是铁匠出身，虽说不是这一行，到底容易学会。这些人对他也十分爱护，总是耐心教他，百般地鼓励他。加上这些人比他年纪都大，都是他的父兄辈分，知识多，阅历广，革命经验丰富，他跟着他们工作，心情十分痛快。他常常想道：“说什么都是假的！在患难之中，就只有革命的同志好！”除在厂里工作之外，周炳还参加了外面的许多活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参加了四、五次示威游行。有海员工会和轮船公司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五金工人、洋务工人、印刷工人、运输工人和“改组委员会”做斗争的，有铁路工人跟火柴工人对汪精卫做斗争的，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反动的御用工会做斗争的，也有省港罢工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国民党当局做斗争的。那些由工贼、流氓、侦缉、密探组成的“改组委员会”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安队经常包围、殴打、袭击、逮捕、甚至枪杀工人，工人们也被迫起来和他们对抗。每次游行示威的结果都要发展成为一次流血的武装冲突。……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周炳天没亮就起来了。脸也不洗，就坐下给陈文婷写信。这封信写得特别长，特别带劲儿。虽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约了陈文婷三次，陈文婷二次都没有来，但是这一回，他觉着情况不一样。他对于陈文婷三次不来，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深信陈文婷是真心革命，也真心爱他的，偶然不来，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只是告诉陈文婷，叫她对那种种白色恐怖，不要害怕。他写了些目前革命的势力如何雄厚；大家怎么一心一德，奋不顾身地在干；多少英勇事迹，简直可歌可泣等等。最后，他告诉陈文婷，国民党目前虽然凶恶，但再凶恶不了几天，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工人马上就要掌握政权。写完之后，他自己重复了一遍，觉着很满意。——这封信写得很真诚恳切，又包含了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认为她看了信之后，一定会惊喜欲狂，一口气赶到约定的地点，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无比兴奋地长谈下去。写完了信，天一亮，他就过江到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的竹寮里，找着了冼大妈，告诉她如今自己在德昌铸造厂做工，求她给胡杏送这封信去，并且要冼大妈把他的住处告诉胡杏，有什么回信，让胡杏送到芳村来。冼大妈一件一件地答应了之后，又对他说起一个人来道：“你们德昌铸造厂里有个冼鉴，是我的堂侄儿，你认识不认识？”周炳说：“好朋友，怎么不认识？”又说：“你是我的干娘，又是黄群的表舅母，如今加上是冼鉴的婶子，真是三、四重亲。到了革命胜利，我一定多多地买东西给你吃！”冼大妈喜不自胜地走了之后，周炳又在附近的竹寮里找到了那收买破烂的冯敬义，多谢他半年前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又告诉他世界马上就要转好的得意消息。在冯敬义说来，他倒不着急这世界变坏还是变好，只是看见这年纪轻轻的人浑身都是劲，也就顺着他说：“该变好了。从辛亥那年反正算起，到现在都十六年了！”

那天中午，吃过饭之后，李恩对周炳说：“孟师傅说过，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这些反革命家伙，比其他的反革命家伙还要狠，看来是一点也不错！这两个月，他们抓走了、打伤了、杀死了的革命工人，总不下三百人！连咱们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也抓走了！这还不算，前几天又叫保安队把咱们省港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饭堂全都封闭了。这还忍受得了？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今天省港罢工工人在第一公园前开大会示威，说不定又要演一出‘全武行’！我跟孟师傅就要去的。你去不去？”周炳拍着胸膛说：“问我去不去？你不问老虎吃羊不吃羊！”当下他就和孟才、李恩一道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