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部分（1/1）
苄约螅庋浣峁芸赡芎湍闷坡卦谖靼嘌赖淖髡揭谎萑胛薜椎纳钤ㄖ小n耍胰衔壳坝Ω枚先幻钭せ辈慷右痪俪吠酥辽胶9氐穆常缓笥山朗紫嗲鬃苑傻帜暇虢槭傧コ┨附饩龅鼻按嬖诘母疚侍狻！豹?br /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1937年前蒋介石对日本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醒来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专横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对中国行使武力的少壮军官们仍在东京上下活动着。石原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日军中树敌不少。
日本军界上上下下无视石原的劝告，显示了他们的浅薄和狂傲，日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1年当日军统帅部决定对美军动手时，石原再次站出来竭力反对，但他仍未能阻止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日本整个民族几乎成了狂躁的日本军人的牺牲品。石原也因与军方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于1941年3月底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赶出军队，编入预备役。战争时期一名军人被编入预备役，在日本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1941年，石原莞尔在军中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冥冥中预示着4年后日本民族的结局。但这些都是后话。石原莞尔对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心存疑虑，组阁仅1个月的近卫首相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
近卫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难免日本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胆小怕事。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战争扩大的日本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上台的。不但如此，就连日本军方对这任新首相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卫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自己可以驾驭陆军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终他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主任池田纯久奉调回东京，某日他访问了近卫。
近卫初见池田便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严肃地说：
“池田，到底还是打起来啦！你可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一些少壮军人搞的y谋？”
近卫从“九？一八”事变和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问题推断，认为这次事变也一定是军方搞的y谋。
“公爵，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是军人，而是首相阁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驳说。
“你说什么？”近卫迷惑不解地望着池田反问道。
“不错，公爵，是您的责任。”
池田说着拿出一张7月13日出版的报纸递给近卫，其中关于当地日军与中国方面达成现地解决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个角上作了简单的报道，从1版到3版几乎全是煽动国民支持战争的政府活动。
“公爵，政府高谈不扩大战争，然而报纸上都是谈的战争问题，怎么能不使战争扩大呢？”
池田的话一针见血地刺到了近卫的痛处，近卫只是默默不语，不难想象，聪明的近卫一定是为自己当初的轻率感到内疚。
但是，球既然已经踢出，他便没有了收回的余地。他不但没能阻止住日本军人，自己却在战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7月8日，军部在华北问题上显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意见。
傍晚6时42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向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临命第400号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与参谋本部作法相反的是陆军省内，陆相杉山大将却于午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将7月10日即将退伍的步兵部队二年兵延期退伍。
杉山此举，意味着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将留在陆军中，而且日后多数被派到中国战场上。他使陆军实力有所增强，却使这数万原本应该返回家园的日本青年中的大多数倒在了中国战场上。一将名成万骨枯！杉山使这句古老的哀叹再次变成了现实。
7月9日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核心是事件发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
“主战派”的急先锋陆相杉山元大将发言道：“从目前中国之29军的优势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军部认为可考虑由国内派出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
内阁要员们虽对杉山元起初的话表示认可，认为中国方面挑起事端应负全责。但听到由国内派兵的要求时，却几乎都认为陆相太性急了一些。原来当天清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29军副军长秦德纯达成停战协议的消息已传至东京。在宣布停战之际匆忙派兵，对外将留下什么印象？
临时阁议上，陆相请求由日本国内增兵的提案被暂时搁置，内阁决定暂时静观。
但临时阁议结束仅卫小时后，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又紧急召开了五相会议。会上确定了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的解决方针：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负责者，中国方面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相会议把日本权益高高地凌驾于中国之上，本身就显示出日本方面的蛮横态度。日后以此方针作为问题的解决基调，自然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无法接受，事态只能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就在陆相派兵提案被暂时搁置的同时，陆军省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倾向。军事课长田中大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何梅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里以外的地区。”
田中的意思是把冀察政权和29军赶出平津一带，仿照冀东伪政权一样，再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他的观点当即得到作战课长武藤章等的赞同。
随着军部内部争吵的不断进行，“主战派”风头愈显强硬，主张抬高价码的人也越来越多。7月9日晚，参谋次长向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发电，擅自抬高了谈判价码。
7月10日，“主战派”、参谋本部第3课及第2部在为内阁准备情报时，对形势作了言过其实的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战争准备。我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虽不愿事态向其他方面扩大，但鉴于中国全面抗日局势，有导致其他方面日华关系尖锐之虞，故必须考虑保护在华日侨问题。
“此外，判断恐将引起欧美、苏联之参战。”
根据以上局势判断，第3课就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虑：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在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使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眼下“不扩大”方针越来越走样，“慎重派”核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少将日益不安。为此，他多次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但到10日上午后，军部已内定了派兵计划，石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若干年后，当时曾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后升任大将）回忆道：“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增强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苦心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
下村实际上也仅看到了表面。当时，即使石原坚持己见，也未必就能挽得住尤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主战派”。在这之后，他虽自始至终反对日军在华东、华中作战，但最后还不是被军部一次次压制下去。当时的日本，连内阁首相在军部的威下也只能同流合污，1名少将的反对就能拖住引弓待发的战箭吗？
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政府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陆军的提议被通过，决定了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另外，“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的提案全文也获准通过。
日本，在经过数年不断的战争薰染后，终于迈出了举国一致进行战争的一步。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
11日下午4时30分，第56号、57号临参命同时飞向了东北关东军司令部和朝鲜第20师团。
关东军司令官受命，将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及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派往华北。该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纳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下。
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应尽快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下。
同时，东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11日当晚6时25分，日本政府就向华北派兵一事发表了声明。该声明混淆是非，先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而煽动民族情绪，最后表现出日本政府坚决支援派兵解决冲突的强硬姿态。
当夜8时，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得知了日本动员国内师团的消息。此时，他正准备前往29军，与张自忠签订停战协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惴惴不安，他不知29军代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否还能与他签约。
“真不是时候，简直是捣乱。”松井暗自嘀咕着去了29军。
但不知29军是没有得到消息，还是他们铁了心要签停战协议，松井的担心并没成为现实。事后，松井带着签了字的协议，心情轻松地返回了驻地。
但松井担心的事很快发生了。日后多年，在他已升任中将后，回忆道：“将近半夜，东京电台广播报道：‘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成为废纸’云云。
“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据说这是陆军省新闻班的强硬派，未经上级同意，将擅自起草的稿件送交广播电台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军部中央或规地，强硬派是在如何积极地活动。”
与日方存在强硬、稳健两派同样，中国方面也有两派。冀察方面的强硬派抓住以上广播，提出：“正因日本方面无诚意，今日岂非为撕毁协定制造借口。其不扩大方针或停战协定，只是为争取完成作战准备所采取的缓兵之计而已。”因此，在舆论方面也趋向强硬。北平城内戒备愈益森严，守备兵力达两个师以上，人心惶惶不安。
东京，华北形势的恶化再次惊动了天皇裕仁。
一天，他召来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富载仁亲王。在详细询问了中日两军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日本身后的那只巨熊，于是有些担心地问道：“如果苏联介入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闲院宫似乎相信陆军省的判断，因而直率地回禀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介入。”
裕仁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当即反驳道：“那是陆军的武断。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
参谋总长闲院宫无言以对。
天皇这次召参谋总长入宫，并非要责难他。两三天前，陆相杉山元曾拍着胸脯向他保证：1个月左右即可收拾残局。天皇虽有些担心引发一场中日全面战争，把日军主力钉在中国，也怕苏联在日本困难时从背后下手，可他毕竟经不住中国这块肥r的诱惑。
再说军部一直坚持说是中国方面先开的枪，他也不愿过多地限制陆军，挫了他们的锐气。既然陆军说苏联不会出兵，而他的皇军又能在1个月左右解决中国问题，从内心说，他也是赞成出兵的。
此时的天皇并未仔细研究中国形势，更没看到中国铺天盖地的抗日浪潮，因而轻易地同意了向中国派军的方针。他的野心和轻率，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也把日本拖进了日后长达8年的战争泥淖而难以自拔。
数月后，当他面对日军的困境而大发雷霆时，除了把当初大吹特吹的杉山元贬到中国战场之外，他也只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
蒋介石c起平倭之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准备应战，蒋介石梗起脖颈，c起了尚未铸就的平倭之剑。
7月8日，蒋介石正在“凉岛”庐山上休养避暑，兼代着办公。
每年夏天，随着蒋介石登上庐山，这块幽静之地便显得热闹起来。往来信函、电文穿梭不断，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也从各地奔向这里。而1937年的夏天，这里更显得热闹。
去年岁末，蒋介石西安被扣，曾答应中共和全国民众，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抗击日本无休无止的侵略。
7月初，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知名人士代表正聚在这里，将举行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共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日大计。代表中，甚至还有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
会议还未开始，日军便在华北挑起了战端，给了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共及全国支持抗战的人民一个最及时、最充分的理由。
蒋介石是于8日接到29军代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得知卢沟桥事发的。
接到报告后，他先是一阵惊慌，随即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各党派、地方军的派系之争明显缓和下来，举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却日趋高涨。
这种局面令他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内支离破碎的局面大有改观，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明显加强，抗战准备也已开始起步。
但这一切必定要刺激盼着中国陷于内乱的日本人，他们会看着中国一步步统一、强大起来？尤其国内抗日舆论的日趋高涨更令他焦虑、担忧，以他本意，在军事战备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应该给外界一个宽松、缓和的气氛。
但直至7月，华北形势虽然紧张，日本国内却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6月4日，家族渊源上对华持亲善态度的近卫公爵受命组阁，更是给了蒋介石一粒定心丸。但仅仅1个月，华北就出现了战事，东京到底在做什么打算？天皇裕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日本人从无信义，跟他们打交道，应多做几手准备。主意拿定，他当下便向华北发去电文，指示29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指示虽已发出，但他的疑虑并未消除。晚饭后，他取消了惯常的散步，又在思索局势和日本人的企图。当晚的日记，记录了他情况未明，犹豫不定的真实心态：“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一夜的思考和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思想渐渐地走向全面抗战的道路上。
9日，蒋介石电召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惟恐29军临阵动摇，他再次电令华北，指示29军道：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j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为原则。”
在命令宋哲元29军严阵以待的同时，蒋介石秘密电令孙连仲第26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7月10日，蒋介石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中国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
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悬崖勒马，决心抗战，决不投降，乃为国家之侥幸，民族之庆幸。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最后促使其下定抗战决心的，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认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决不会坐视日本的侵略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蒋介石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从内心深处，他仍是心存顾忌，一方面他在考虑全面抗战对其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对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7月17日的谈话中，他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蒋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要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那种和平，他是在坚持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他为和平解决提出了4条最低条件：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27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还是借机对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立场，他接着又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留给他的，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受军部左右的日本近卫首相，非但没有表现出其家族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辜负了日本万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约军部的重托。
从事件一开始，他就完全慑服于军部的高压，公然倒向了军部一边。近卫1月前上台组阁时留给人们的清新超脱之感，一夜间便被日军军刀的血腥气冲得无影无踪。
就在蒋介石17日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
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严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介石自然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威胁说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当即予以驳回，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杨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r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痛苦几年，痛定思痛，蒋介石终于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抗战了。
如果说昔日东北三省的沦陷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今日日本人把战火燃向华北，燃向关内，就决不再是华北的问题。
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今日的东北和华北，蒋介石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为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都是至死难以接受的。
就蒋本人来说，不少史学家认为他从小就孤傲、倔强，从来不愿受人管束，今日又贵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和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日后谈及对蒋的印象时，称：“他（指蒋）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梗着脖颈的蒋介石为着自己的统治可能失掉一时的傲气和民族优越感，但当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胁时，他那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感情终将爆发出来，对这些，日本人过去并未真正领教过。
另外，从当时的情形看，蒋介石再想采取“不抵抗”政策，也为形势所不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灭亡中国的野心，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必须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红军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红军将士愿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奋勇杀敌。
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赴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商谈有关红军开赴平绥线担任作战任务的问题，并愿以一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游击，配合正面战场，“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给予的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组织、战地服务团，捐款生产，慰劳伤员。
许多受国将领请缨杀敌，挥师荡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和国内外抗日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c起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
17日，国共双方开始在庐山举行谈判。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语气悲壮地宣称：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抗战决心已下，但蒋介石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
他面对的倭寇毕竟很强大，陆军属世界强国，海军列世界第三，空军虽未单独列出军种，但分在陆、海军中的数千架飞机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日本，当时在亚洲是令任何国家生畏的一只“倭脚虎”。
面对这样的对手，蒋介石难免发怵。但老虎要吃人，不自卫也没办法，他没有选择，因而只能c起当时尚未铸造完毕的平倭之剑。
早在1935年，蒋介石逐渐稳定了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后，眼见西方诸国纷纷套购中国银元，转嫁经济危机，遂在英国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废两改圆”用法币。
此举不但加强了南京中央政府混乱的金融，而且加强了对各地的统治，因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靠此基础，并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南京政府购进大批新式武器，进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为了加强部队的装备以备对日抗战，1936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个陆军整理处，以少壮派军事干将陈诚为主任，负责进行陆军的整顿和装备工作，预计到1938年完成60个调整师。
经过整编的调整师，人员和武器装备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
“七？七”事变爆发前，隶属国民政府的182个步兵师中，只有50个师整编完毕，而且因中国工业落后，所谓调整师也只充实了部分近战武器。受外汇限制，从海外进口火炮计划多未完成。
此外，直属军政部的还有炮兵旅4个，战车约600辆，以及高s炮部队等。
当时，说中国军庞大不假。抗日战争爆发前，属于国民政府的陆军，其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高达170余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部队纷纷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开赴抗日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也扩大编制，很快，总兵力达到200万人。
中国的海军经蒋介石多年经营，在抗战前已有舰艇100艘，总计为7万吨，计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舰及运输船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一舰队系沿海舰队，第二舰队系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三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四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但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舰艇大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与日本现代化舰队抗衡。
中国空军以东北空军为强，“九？一八”事变，数百架战机却均落入日本人之手。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为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作战，始积极组建空军。截至“九？一八”事变，已有飞机100余架。因战斗力弱，1932年的淤沪会战和这之后的长城诸役均远飞后方避战。从1933年起，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拟定了建设空军三年计划，在杭州设立航空总校，于洛阳、广州、龙州设立分校，培养驾驶员和地勤人员，并从美国和意大利进口飞机，空军始初具规模。1936年夏，蒋介石搞垮陈济棠，吞并了广东飞机100余架。当年冬，蒋介石50寿辰之际，发动全国各界献机祝寿，又得飞机100余架。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空军飞机数目计：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从国外进口而来。但与日本人数千架精良的战机相比，中国空军仍显逊色。
从总体上说，蒋介石对自己手下庞大的军队是既寄予厚望，又深感难以倚重，尤其还有一种难以意会的内部因素。
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交通不便，长期来造成了各地军阀的武装割据，中国对外宣称早已统一，但中国军队离统一还相去甚远。
当时，蒋介石要想调两广或四川的军队，不知要费多大的劲，还未必能办成。
因此，在中国近200万的庞大军队中，从北伐起跟随蒋和被战败而改编为中央军的30个师以及大量的军阀部队，蒋介石调动、使用均感困难。这些部队难调、难用且不说，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强否也成疑问。当时，这些受制于某一军阀的私人部队有自己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带领，并有完全不同于中央军的独立的军需制度，而且编制也不统一，光一般的师就有甲、乙、丙三种师之别。更令蒋介石沮丧的是，这些部队的装备太差，武器装备千差万别。当时一般说来，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装备较好，旁系军队既得不到蒋介石从国外购买的精良武器，又无力自行筹款从国外购买武器，所以装备极劣。当然地方军阀中也有富户，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云南龙云、冀察宋哲元等都能自筹款项购买武器装备自己的部队，因而这些军队也有一定战斗力。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因而张学良虽离开了东北军，但其装备还是比较优越的，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支军队军官素质差，导致全军战斗力大打折扣。
这就是蒋介石早早就打定主意要改编军队的原因。眼见部队远非日本人的对手，蒋介石便把心思都放在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上。中国抗战是本土作战，漫长的防线也许能弥补军力的不足。长城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杰作，太容易唤起他这种灵感了。从1934年起，他便为早晚要到来的抗战作起了筹划。至1937年，大规模构筑的国防工事便波及全国。在中国的两大动脉平汉及陇海路沿线，以石家在、保定、新乡为前进据点，洛阳、开封、徐州、海州为主要防御地带，筑起了一系列坚固的阵地。
贯通京沪要地的长江流域，自吴淞要塞溯江而上、军委会下令广筑防御工事，配备重点为汉口、岳州间及上海、南京间，着重点在上海、南京陆地正面。从乍浦经苏州至福山，设置数道阵地。在上海附近和南京外围，也构筑了数道坚固阵地。
浙江、福建沿海，要塞已连接成线，以防止日军登陆。
山东半岛及胶济沿线，北起潍河口，沿渤海海岸，经烟台、威海、青岛至石臼所也筑有防御阵地。
山西及绥远、察哈尔方面，历来受日军s扰不断，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由中央及晋绥出资合筑了以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为第一道防线的防御阵地以迟滞敌人前进；乎型关、雁门关、偏关一线为第二道防线，依恒山山脉构筑坚固的永久工事。太原周围为第三道防线，在正大沿线及娘子关等地也筑有阵地。
华东、华南沿海及长江、珠江沿岸的旧式要塞，依据1932年淞沪抗战的经验，加以改建和扩建。不知为什么，蒋介石特别重视长江沿岸要塞的改建，使其效力一时大增。
应该说，蒋介石为对付日本人，抗击日军的侵略，多少做了些准备工作。但由于几年来蒋介石更关心的是对中共、红军的“围剿”及各地军阀的收纳，其努力远远不够。而贫弱的中国金钱原已有限，再经此一番折腾，用于军队现代化的便所剩无几。当抗战这一天真正来临时，中国对日战争的准备远未周备。
中国的战争之剑是沉重的，而且尚未打炼完毕，放出寒光。
但日本人不给蒋介石时间，在日本人一步紧过一步的压下，在中国怒潮般的抗日呼声中，蒋介石和他的南京中央政府已无法从容锻铸这平倭之剑。在紧张和激动中，他决心冲上战场，在战争中完成过去未及完成的准备，他更想让日本人的热血使手中的战剑放出寒光。
剑总是要见血的。
血铸的战剑最为锋利，最令人胆寒。
7月20日，蒋介石走下了庐山，当天便飞赴南京，当天便召集在京军政要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全面对日抗战事宜。
蒋介石数年隐忍，一朝奋起，抗战之步似乎晚了些。
但迈出抗战这关键的一步，一切对他来说都还不算晚。
平津大血战：不应有的伤亡代价
“七？七”事变，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伎俩看得还比较透，因而在军事上作了一些紧急调配。
早在7月9日，便密令孙连仲将军指挥的第26路军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而再进至琉璃河；第40军庞炳勋部1师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第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