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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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日本海军正式提出了陆军派遣独立混成旅团的要求。而陆军方面动员的却是植田中将的第9师团，并声称陆上作战的观点应由陆军来定，第9师团乃解决上海战事的最低限度兵力，海军省上层人物当即发现了陆军对上海的野心，遂以“派遣师团规模的战略单位会刺激外国”为借口，坚决反对。
陆军省更是干脆，反正是你求我，如果你不想看着手里那点宝贵的陆战队官兵被打光的话，还是得听我的。当下表示，如不按陆军提出的派第9师团进兵上海的话，陆军则不出兵，“等待海军反省”，并命令第24混成旅团停止出发准备，就地待机。
2月4日，海军熬不住了，只得同意了陆军的意见。陆军省这才洋洋得意地把植田中将送上了战舰。海军被陆军实实在在地捉弄了一次。
植田一踏上沪地，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他并未急着进攻，而是调整布署，同时亮出了两手新招。
2月18日，植田向蔡廷锴重发了“哀的美敦书”：
“本职基于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达到任务，热烈希望，兹对贵军通告左开各件：
“一、贵军应即从速终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于2月20日午后5时以前从黄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连结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之线起算，黄浦江东岸由连结烂泥渡及张家桥之线起算，各从租界境界线向北20基罗米突之地域（包括狮子林炮台）内撤退完了，且在该地域内澈去炮台及其他之军事设施，并不新设之。
“二、日军于贵军开始撤退后不行s击轰炸及追击动作，但用飞机之侦察，不在此限。又贵军撤退后，日本军队保持虹口附近之工总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园之周围）。
“三、贵军第一线撤退完了之后，日本军为确实实行起见，派遣有护卫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该项调查员带日本国旗，以资识别。
“四、贵军对于该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财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项保证如不完全，b方当采用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区域）外国人之保护，容另商议。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1月28日吴市长（按：指吴铁城）对于村井总领事之约诺应严重实行，关于此项当另由帝国外务官宪对贵国上海行政长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本军将对贵军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其结果所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军负之。”
蔡廷锴接书后，立即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开会。打了半个多月了，将士们需要点儿东西调剂，再鼓鼓劲儿。果然，众将军看完植田的通牒后，一个个气往上鼓，对日本的狂妄痛骂不止，杀寇的激情重又燃烧起来。
最后，蔡廷锴起身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给植田的答复。各前线部队备足炮弹，听命令集中炮火猛轰小鬼子的阵地。我想这够劲的了。”
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植田，也激起了他急于显显身手的欲望，他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了，他喜欢那硝烟的刺鼻味，喜欢那惊心动魄的隆隆声。他亮出了他第二个杀手锏，中央突破。此刻，由他调度的日军已达二三万人，接近19路军官兵总数，但他的装备却是中国军远无法攀比的。他打算把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顽强的19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同时，以有力之一部向北席卷，击溃新近增援至沪的第5军。
植田毕竟是陆军，熟悉陆战，作战计划通观全局，颇有大手笔的味道，不但是他的两个海军前任无法企及，就是再派的将领，也不会超过他这个作战计划。但他的计划仍毁于面前两支强劲的中国军。
自20日开始，庙行、江湾承受了雨点般的炸弹、炮弹，承受了遍地日军一次次不停顿的攻击。第一线部队阵地，已成了尸块血r与泥土弹片混合而成的焦土，幸运的是，这次出现在战场上的两支中国军队，一支是素以爱国著称、纪律严明的第19路军，一支是爱国将领张治中统帅的中央军。高级将领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爱国心，使这两支杂牌和中央军部队合作无间，保证了整个行动的协调一致。第19路军阵地被突破，张治中硬从火线上抽出部队为19路军解围；第5军庙行反击日军，第19路军在侧翼死死拖住日军，把胜利之功让给了第5军。
十九路军沉着应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杂牌军与中央军精诚合作，以数万之师屡挫敌锋，激战1月有余，在整个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一仗是国民党军抗战的经典杰作之一，也是在国际上扭转中国军人形象的关键一仗。“一？二八”之后，西方民众都知道了背着斗笠、一身灰军装的19路军，他们成了中国优秀军人的化身。而熟悉内情的西方军界，在赞叹19路军顽强、有韧性、纪律严明的同时，更注意到了国民党精锐第5军几次果断反击和沉着的防御。西方军界强调的是进攻，因而第5军的反击看来更对他们胃口。
1月22日，庙行镇战斗波澜起伏，淞沪会战达到高c。上午9时左右，第5军88师527团部分阵地被敌突破，该团第3营守军从营长陈振新直至炊事兵，几乎全部倒在了阵地上。亲自督战的植田中将集中兵力猛攻一点的战术终于结出了果实，植田见状，调集主力猛扑突破，急欲向两翼扩张。
庙行方向中国守军一时面临险境。
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反而沉静下来。参战前，他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他对学员们讲的最多的就是反击、进攻。他是反对军队到处设防的那种将领。但投入沪战后，各线防御的强大压力使他竟一时忽略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战术。日军的突破，这时反倒提醒了他。
“不能总是让植田那么舒服，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不得已时，哪怕丢失部分阵地也要想法打到日本人身后去。”想着，他觉得眼前豁然一亮。他走出指挥部，带上预备队用的教导总队剩下的2个营，直奔俞济时将军的88师指挥部而去。
88师指挥部，张治中向第5军全军下达了命令，并迅速通报了友邻第19军。
87师257旅孙元良旅长率所部向庙行镇增援；蕴藻浜北岸的261旅宋希廉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88师师长俞济时率全师从正面向敌反攻。
更令张治中惊喜的是，第19路军也为反击尽了自己的全力。
第6师副师长张炎率全军仅剩的两个团，由竹园墩向敌侧背出击。
突然的反击大出植田意外，慌乱中忙命前线部队回缩，但为时已晚。中国守军三面夹击，敌溃退之时一部被截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残敌拼死顽抗拒不投降。血战至晚20时，枪炮声才渐渐平息下来，植田眼看着自己手下的这千余人被中国军队吃掉。
张治中临危决断，毅然于庙行反击，痛歼日军，一时引起国内外轰动。26日，蒋介石于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发来贺电：“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
张治中手握电报，亦喜亦悲。悲则，第5军忠勇官兵为痛歼劲敌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其中长官就达八九十人，士兵千余。更令他伤悲的是，88师262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双双阵亡。但望着战场上遍地的日军尸体，他也感到这些袍泽战友的血没有白流，他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而自豪。
日后，张治中在著《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一书上端端正正地写道：“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而第19路军官兵的伤亡与第5军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军人的鲜血是炽热的，奔涌的黄浦江感到了融入自己怀抱的这股股热流。
何应钦严令不得增援淞沪战场
军政部长何应钦严令各地中国军队，不得增援淞沪战场。
2月28日，植田谦吉中将的全面攻势最终破产了。植田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他碰到了出乎整个日军意料的顽强抵抗。在他失败的最后一刻，东京再次临阵易帅，将几年前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臣的白川大将派到了上海。
东京几十年没吃过败仗了，他们更难以容忍无敌的皇军在上海、在世界的眼皮底下战败。白川大将赴沪的同时，又一个紧急动员的日本师团和200架战机飞临淞沪战场。这样，进攻上海的日军已达六七万之众，人数已略超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总和。
但中国守军苦战月余，人员伤亡巨大、疲惫交加、武器匮乏，与援兵不断的日军相比，显然处于较大的劣势。
2月29日，白川调整部署后，集中兵力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战斗惨烈至极，19路军在后续无望的情况下，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几乎就要全部消耗在阵地上。当日，双方形成拉锯战，阵地数得数失，守军予敌重创，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一名。
但面临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攻势，第19路军手中已无一兵一卒的援军，处境艰难。
第19路军指挥部，军长蔡廷锴中将眼窝深陷、表情沉重，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坐着。自开虞来，1个月过去了，19路军数次致电军委会，请领弹药、请求援兵，甚至连军饷也在催请。自1931年10月起，第19路军已5个月没领到一份薪饷了，眼下全军官兵鏖战沪上，没人提薪饷的事，甚至有人殉国在战场上，中央却拖欠着他们那少得可怜的津贴。弟兄们不提，作长官的却于心不忍。
蔡廷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
但所有的请示报告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实在地说，蔡廷锴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所预料的，也知道南京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的娘。
早在大战爆发前的1月24日，上海滩上风云人物杜月笙和史量才来到了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客气地邀请蔡将军到杜月笙的宅，说张静江有要事要面晤蔡廷锴。蔡廷锴知道张静江与溪口那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系，知道蒋介石又要隔山绕水地出面了，他也正好想摸摸底，便欣然赴约。
丰盛的午餐过后，众人在客厅刚落座，张静江开门见山地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撒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听着听着，脸上挂不住了，当下也没再过多考虑张静江与蒋介石及上海黑帮的关系，正色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碰了个钉子，一时窘得满脸通红。最后，会面不欢而散。蔡廷锴却也知道了蒋介石老调没变。几日后，当淞沪战火燃起，19路军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蒋介石是下野之人却也通电响应抗战。蔡廷锴当即对蒋光鼐说：“老蒋口是心非，又耍他那一套把戏了。不管怎么说，上海战事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一月血战，19路军所需军火、援兵始终没再来过，印证了蔡廷锴的判断。今日眼见手下部队的使用已达到极限，蔡廷锴不得已中只能采取下策。
“总指挥，正面防线已无兵可调了。欲继续支撑，唯浏河方向尚有2团兵力可调。”蔡廷锴盯着蒋光鼐，极不情愿地建议道。
“那浏河防务怎么办？日军登陆浏河，直抄我军后背，将使全线防御动摇。”蒋光鼐摇摇头，反问道。战争爆发后，蒋光鼐大权下放，基本上都是由前线敌总指挥蔡廷锴行权决策。但今日调浏河防兵事关全局，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疑虑。
“浏河部队是不宜调，可不调。正面被敌人冲垮了仗还是要败。既然到今日都不见中央援军，料他们也不会来了。上海民众虽热心支持，但市人何以能战。”
“嗯。如此看来只能如此了。但不管怎样，还需向军政部再发一电，告之浏河防御已空虚，如若中央再按兵不动，那上海的未来应由他们负责。”蒋光鼐心里咒着，看来是不愿替那些南京当权者背战败之罪。
3月1日，白川再次发起攻击。设防浏河的最后1个团也被调到正面防线，浏河只剩下一点儿象征性的正规军和苏北大刀队200多人警戒，19路军向中央请调两个师的电报发出后又如过去一样毫无音信。
19路军苦战1个多月，已成强弩之末了。
钱门塘第5军军部，张治中将军也有些感到吃力了。
2月下旬，在部队连续挫败日军攻势后，第5军也遭受到惨重的伤亡损失。本来这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仗，日军有海、空军助战，实施的是陆、海、空联合立体进攻。其火力之凶猛，87、88两个杀遍中国各地的中央军部队也从未见过。而中国军却仅凭血r之躯和火一般的抗战热情，这虽能挫敌锋芒，却无法减少部队的伤亡。面对部队兵员锐减，地电请军政部，甚至给蒋介石亲自拍去电报，请南京速调附近部队增援上海。但一连数日，中央对援兵事只字未提。起初他不理解，张治中赴沪上作战，蒋介石答应的可是极爽快的。
那还是蒋介石由洛阳到达南京时的事儿。当时，张治中身为中央军校教育长，到机场接校长自然是份内的事儿。见蒋介石由机舱步入南京冬日湿冷的空气中，张治中急步迎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肩上，关切地问：
“委座，近日来身体可好？”
“还好。文白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军校的事多劳你了。近来南京怎样？”
“上海吃紧，战火愈急，南京人心不定，流言不少。”张治中谨慎地说道。
“嗯，都说了些什么？说说，说说看。”
“第19路军单独支撑沪战，终难持久，此尽人皆知之理。因而有传言：本党中央和军政部是要看着第19路军被打光，是要人借日本人之手排斥异己。”
“娘希匹。无端生此谣言者，意在中伤我党国。至中正个人，磊落坦荡，有数日前之通电为证。与诸将赴国难、共生死亦中正所愿，勿容他人非议。”蒋介石气愤中忙不迭地表白心迹，但脸色y沉得厉害。
张治中在一旁看得明白，心中暗忖：“下野之人，以个人名义通电表示抗日决心，换了别人也许是有心抗战。但话从善于见风使舵的老蒋嘴里出来，也许就不是那回事。”但这些话他未便明说。
事实上，他倒是有心率中央军支援上海作战，这倒不是他贪恋指挥实权，而是感到国家养兵多年，危难之际不建寸功实在心里难安。
想着，他抓住机会进言道：“委座，以职之意，为堵塞流言蜚语，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见蒋介石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毛遂自荐道：“如果现在没有别人可以去，治中愿意前往！”
蒋介石转过身，盯了张治中一眼，态度极爽快：“文白，好，好啊。”
这一瞬间，蒋介石出乎意料的痛快竟使张治中觉得自己也许错看了蒋介石。
没几日，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军被紧急征调南京，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兼87师师长，准备赴沪参战。
2月4日上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第5军军长的大委任状交给张治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文白啊，委座将这两个精锐师都交给你了，你可要珍惜它哟。”
“部长放心，治中明白使命。”张治中接过委任状，像是没明白何应钦的意思。
“第5军到沪以后，归蒋光鼐指挥。部队6月出发前往淞沪。”何应钦最后交待道。
现在张治中开始明白了，自己当初对蒋介石的判断还是正确的。老蒋毕竟是个政客，而且是个在上海交易所混过的政客，对他的态度，应该每日都有一个尺度表，否则他是说变就变的。
此刻，张治中虽认识到了南京对沪战的消极态度，认识到了第5军出兵上海仅仅是南京做给国人看的一幕戏，但他并未认识到刚刚“出山”的蒋介石对第19路军的敌意。
由于有了蒋介石的撑腰，军政部不但不再给淞沪战场增加一兵一弹，反在南京四处放风诋毁第19路军，斥责其擅自还击日军，拒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致使沪局无法收拾。
面对第19路军的一份份求援电，军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向各地军队通令道：“第19军有3个师16个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淞沪战场又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一方面，日军援兵渡过日本海，源源不断地投入沪战，而距上海近在咫尺的中国军，如无锡、苏州的上官云湘1个师、驻浙江的戴岳1个旅及在杭州、赣东的中央军嫡系数十个师却按兵不动，像是在看外国人打仗似的。
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痛心疾首，第19路军蒋、蔡两将军更是咬牙切齿，痛骂南京误国。
第19路军始终没有等到援兵。浏河的空虚终于被日本人发现，无法打开局面的白川大喜过望。当即给正在渡海的援兵下达命令，直接抢渡浏河，包抄中国军侧翼。
3月1日，大批登陆日军突破浏河防线，直接威胁中国军后路。3月1日夜，第19路军、第5军忍痛放弃坚守了1个多月而没被日军突破的第一道防线。
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激于一腔抗日热忱和对南京军政当局的痛愤，通电全国各界：“……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r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自2月11日，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两军停战。
南京方面目然早就盼着能停火歇兵，东京鉴于上海一月之苦战，也不愿再碰顽强的19路军和第5军。双方遂各据现地，转入防御警戒。
上海战火在燃烧了1个多月后，终于渐渐收住势头，熄灭下去。但大上海，已是满目疮痍。
结局虽然沉重，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参战将领觉得上海一战不虚此行。全军官兵用爱国热血向世人昭示，中国人决不甘于受亡国之辱，他们有能力与现代化日军争锋较量。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敢无畏和献身精神。美国博物馆出于对第19路军的敬意，特将一顶官兵们随身背带的斗笠收藏于馆中。
但真正让中国将士感动而心慰的，是海内外中国人对这些敢于抗战的勇士的崇敬和支持。1月30日上午，沪战正激烈时，“国母”宋庆龄及何香凝女士冒着战火前往真如慰问官兵。眼见19路军负伤官兵置身冬日的街头，两位女士焦急、心疼。她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方呼吁，并亲自组织，一天功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女士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数月得不到军政部军需品的19路军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弄清缘由，她没多说话，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上海的姐妹父老立刻动了起来，仅仅5天，3万多套崭新的棉衣棉裤便送到了前线官兵手中。在这方面，上海民众远比官僚的军政部效率高，这让蒋、蔡二将军感动不已。
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来到真如第19路军指挥部，把随来的200多名童子军，交19路军指挥。他们在19路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最令19路军感动、也最令19路军愤慨的，是海内外爱国人士捐赠款项一事。各界人士感激19路军为国家争国格而奋起抗战，为奖励有功官兵、抚恤阵亡烈士，购买军需物品，前后捐赠款项达700余万元。19路军用泪、用血、用生命换来的这几百万元原本只能表示国人对英雄的一片心意。想不到，军政部却惦念上这笔款项了。
当时，第19路军已有8个月没从军政部领到军饷了。当他们在发饷日子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手里不是很有钱吗？！念你们是抗日英雄，准你们从捐款中支出600万作过去所欠军饷，余数上缴。”
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大概在哪国军队中也闻所未闻。但身知自己处境的19路军用钱太急，总不能让官兵们近一年里得不到一个大子儿，他们中许多人是要养活战乱中的家小的。蒋光鼐、蔡廷锴琢磨再三，最后只能让军政部“宰”这一刀。但百余万余款他们决不相让，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
大概军政部的人也觉得与那些血洒疆场的亡灵争这笔钱心中有愧，只能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蒋、蔡二将军保住了这笔浸透着鲜血和爱心的捐款，但他们心里却在流泪、流血。战场上，他们是硬汉子，他们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威武和仇恨。但退到后方，他们却时常想落泪，尤其是想起昔日朝夕相处而今却不知魂系何方的弟兄，想起那些身为官兵父母官的统帅。
大丈夫宁流血不流泪，但世事不恭却让他们寒透了心，有时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
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依此条约，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1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功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y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掉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3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c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y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均。顾维均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均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均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c。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j）、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
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辞，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变得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2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摄服东北的抵抗力量。
30万义勇军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浑身上下透着武士气质的铁血军人对阵。
武藤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而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日后多年，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地，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r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兽性开始流露出来。
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做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进攻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的东北已提前上演。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碾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最后一支义勇军、布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
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卒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